日本时报特别报道
2014 年 10 月 10 日，丹尼尔·克里格
有一天，中岛吉道在东京当地车站等火车时，礼貌地要求车站工作人员降低麦克风的音量。他被告知这会“很困难”，所以中岛伸出援助之手，抓住麦克风并将其扔到轨道上。他把这一切告诉了站长，站长哑口无言。中岛是日本罕见的反噪音斗士，他还从一家酒类商店拿走了一个扬声器并扔到了外面，还从一名警察手中夺走了一个扩音器。
“我在很多场合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最近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道。 “而且我从来没有后悔做过这些事。”
对于一个高度重视安静的文化来说，日本有时会变得相当吵闹，无论是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响亮而冗长的广播、购物中心周围刺耳的大电视屏幕、行驶中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卡车扩音器里大声响起行军音乐和帝国主义口号，或者声名狼藉的竞选活动人士同样以震耳欲聋的音量宣传自己。
尽管有法律限制公共场所的大多数放大声音，但它们通常不会得到执行。竞选卡车甚至不受法律约束，因此 2007 年，当时的东京都议会议员伊藤裕 (Yu Ito) 成立了“No!”组织。 Senkyo Car Network，其抗噪音标志传达了这一信息。
当谈到在公共场合吵闹时，言论自由胜过隐私权，自从几十年前中岛从欧洲回到日本并意识到自己的祖国有多么吵闹以来，这种状况就一直让他心烦意乱。
68 岁的中岛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系列有关日本噪音的书籍的作者，其中包括他的《日本人已经堕落了一半》（2005 年），书中他描述了日本令人厌烦的“噪音文化”，其中包括火车上不必要的广播车站、商店里无尽的循环播放、会说话的自动扶梯和自动提款机，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高音扬声器的使用。他认为，这种无情的噪音除了令人深感烦恼之外，还会使人变得麻木不仁，甚至变得幼稚，让他们变得温顺。但尽管他采取了大胆的抗议行动，他承认最终无能为力，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并不认为‘噪音’是一个问题，而且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想要这种‘噪音’。”
早稻田大学商业传播学教授丹尼尔·多兰 (Daniel Dolan) 在撰写题为“文化噪音：日本的放大声音、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论文时发现了这一点，该论文发表在《国际传播杂志》上2008年。
54 岁的多兰 20 年前从西雅图搬到日本，当他提出这个话题并表达他的沮丧时，他发现他的日本妻子和熟人无法理解他的大惊小怪。然而，在与西方人交谈时，他遇到了理解，这与他论文中引用的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发现日本人对环境噪音的容忍度远高于美国人（并且不太可能抱怨它们）。
尽管如此，日本确实拥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健全法令，就像美国的法令一样。为了证明这些法律被违反，多兰在公开广播的公告中使用声级计测量了分贝读数，并证实它们经常超过 70 分贝的限制。但当他将证据交给当地市政府官员并询问为什么允许这些违规行为时，他们耸耸肩并解释说他们人手不足，只能放弃。
他的研究仅关注无法避免的放大声音，例如在商店外或街道上听到的声音，而不是人们选择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弹珠机厅或火车，他得出的结论是，一种降低音景音量的简单方法。
“健全的管理改革将包括执行已有的法律，”他说，“不一定要制定新的法律。”但尽管这种噪音会增加压力水平并引起不适，至少对某些人来说，他还是放弃了这一调查方向。他的论文没有引发对此事的任何讨论，继续喋喋不休只会疏远人们。
“这必须是日本人关心并推动改变的事情，”他说。 “而我根本没有感觉到。”
尚未放弃斗争的反噪音活动人士克里斯·迪根（Chris Deegan）同意改革必须来自内部。来自伦敦的 70 岁翻译迪根在东京生活了四十多年，他一度因为这个问题准备离开日本。但后来，他偶然听说了一个全日本的反噪音组织 Shizuka na Machi wo Kangaeru Kai（思考安静小镇的组织），并在一种新的团结感的鼓舞下决定留下来。在创始人因绝望而退出后，迪根成为了该组织的董事，他说该组织在全国拥有约 60 名成员，他们“努力让日本变得更安静一点”。
他负责该组织的年度出版物《Amenity》，并组织成员聚会，其中大多数是在西方呆过一段时间的日本人。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西西弗斯式的斗争，他们完全愿意妥协，不得不满足于微小的胜利。他和几位成员曾经温和地要求立川车站的工作人员调低音量或增加禁止吸烟公告的播放时间，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干扰。令他们惊讶的是，他把它关掉了。然而，六个月后，该节目又重新播出，该经纪人表示，因为很多人问为什么该公告不再播出。
“问题在于普通人，”迪根说。 “他们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小组成员还向铁路公司和当地市政当局写信，并为《Amenity》写下他们的经历，《Amenity》最新一期将于本月出版。对他来说，最大的声音滋扰来自较小场所的紧急扩音系统，这些系统会无情地播放旋律和定期广播。
“最终，如果我们能让日本降到西欧国家的水平，那就太棒了，”他说。 “但就目前而言，如果我们能将噪音稍微降低一点，我们就会很高兴。”
